【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当地时间5月14日，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在日本经济杂志《钻石》网站上的专栏更新了对前厚生劳动大臣，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的专访，与这位刚刚结束中国访问行程的老牌政客，花费了大段篇幅讨论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亲历的中日差距。    威少在今年夏天休赛期选择退役，是一件让球迷们感到意外且遗憾的事情——虽然知道他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但是认为他依旧还可以继续在联盟奋斗，却也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没有想到他突然就和大家说，自己不玩了，要结束篮球生涯。而今天有消息源指出，他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选择退役，一个很关键的导火索，是奇才给他开出的合同。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奇才此前曾向拉塞尔-威斯布鲁克提供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希望将这位老将重新带回球队，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在他退役后，立马就有人爆料国王和奇才试图签下他，但是最后威斯布鲁克没有答应下来而是直接选择退役，但今天披露了更多的事实，就是奇才给的合同似乎不是那么简单。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         据说，威少对于奇才在谈合同的时候，提供的具体合同条款或球队为其安排的角色并不满意，最终没有接受报价，并选择结束自己的球员生涯。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

二 | 奇才其实和威少曾经合作过，在2020-2021赛季的时候，在当时他加盟了奇才，他在那个赛季和比尔搭档，帮助奇才闯入了季后赛——而这也是奇才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杀入季后赛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威少在那个赛季成功再次做到了得分、篮板、助攻三项数据上双，即场均三双，而且他还在效力奇才期间打破奥斯卡-罗伯特森保持的NBA历史三双纪录，可以说奇才对于他来说，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是承载了难忘的回忆。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我们不妨来想想看，奇才到底开出了怎样的条件，让威少选择直接退役而不是答应下来？          首先，我们需要撇除的一个点，就是合同的薪水问题。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有人会觉得威少之所以会拒绝奇才给的合同，是因为奇才给的薪水太低了——这个可能性应该率先被排除。因为在上赛季的时候，威少和国王签约的合同，就是一份老将底薪，并且是一份没有保障的老将底薪，这也让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签下无保障合同的前常规赛MVP球员，但是就算如此，他都签约了，要知道无保障意味着球队随时都可以把他给裁掉（当然最后球队没有这么做，反而在后期很仰仗威少给球队所带来的力量），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在排除“因为是一份底薪合同所以不考虑签约”这个可能性之后，剩下的其实不外乎就是两种，一个是球队的战术地位没有保障，还有一个是希望他作为交易筹码。         我们都知道奇才目前的情况很微妙：他们有今年的状元郎，也有戴维斯和特雷杨全明星级别的球员，没有人知道他们可以在新赛季的东部走多远。而奇才目前其实是缺少一号位球员的，他们的深度需要补充，也需要有更会传球的球员，给年轻球员辅导和加持。

三 |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

四 | 威少本来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但是球队的主要首发，还是特雷-杨，他也是一个需要球权在自己的手里，才可以发挥出个人实力的球员，他和威少势必会因为球权分配的问题而出现一些张力，但是结合球队刚刚和杨签下了一份大合同，球队的天秤会向哪一边倾斜，不言而喻。

五 | “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

六 | 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此前在国王好歹可以和施罗德公平竞争一下，在奇才的话，这种公平也不存在。         此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签约的合同，带有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说一定要达到某些数据，或是出勤到一定的场次，才可以给到位，亦或者是直接摊牌了说以后有可能会将他给交易走，甚至告诉他出场时间会有明显的限制，为了给年轻球员和中生代球员们可以有更多的表现，不得不让他让渡出自己该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威少最后选择拒绝，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了。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如今威少已经正式宣布退役，下一次提到他，也许就是名人堂入选之类的事情了，不管未来如何，希望他可以有个更好的第二人生。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

七 | 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八 |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九 | ”